近代的科學哲學，會挑戰傳統對於「觀察」的「客觀性」的想法。上個世紀如 Thomas Kuhn 等哲學家認為，觀察常常是「理論負載」(theory-laden) 的。筆者不是哲學家，但用我粗淺的理解來說，就是不同的觀察者會有不同的理論預設，所以對於觀察到的現象，會根據理論假設的不同而有不同詮釋。因此觀察不是全然客觀，而觀察也不能來證實或反證某些理論。舉例來說，眾人舉頭都可以觀察到星星、月亮、太陽，但是當你假設宇宙靜止的中心是在太陽還是在地球，你對於月球與行星的軌道描述就會很大的不同。
這樣的想法讓我聯想到「董大媽們」。董大媽這個人本身其實是不值一提的人。但是，她讓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人的腦袋，不見得會隨著環境有大的改變。就像上面科學哲學所討論到的，一個人看到的世界跟他的價值體系與參考框架有很大的關係。觀察者對現象的詮釋會受到他原有的理論框架影響。這跟董大媽們的關係是什麼呢？
網路上說董大媽有英國國籍，是在歐洲與中國做生意的台商，父親是來自中國，母親是台灣原住民。像董大媽這樣的「台灣人」有很多，見多識廣，有錢有勢有朋友，她的眼界比起我們一般台灣老百姓必然是寬得很多。她看到了歐洲的民主自由、社會公平，居住正義，族群關係。她也知道在中國做生意有多少潛規則要遵守。她更知道台灣的處境越發艱難。但是她的詮釋是什麼呢？就是台灣如果不接受中國的統一條件，台灣就會活不下去。中國如果不買台灣的農產品，台灣就活不下去。他認為在中國工作的台灣人與在台灣生活的中國大陸配偶，一定會投給支持統一的政治人物。為什麼她會這麼想呢？因為她觀察這個世界的基本參考框架，就是幾個民族主義與利益至上的原則，所以她在歐洲也看不到處理爭端應該用同理心與說理的方式，不見得要像中國跟美國一樣主要靠拳頭跟鈔票，她的理論框架讓她只看到歐洲人沒有中國人見縫插針與勤奮努力的個性。同樣地她在台灣也看不到台灣一般老百姓對失去原有生活方式的恐懼，她的理論假設讓她看到有錢最重要，而且賺錢要像她那樣賺才對。她在中國看不到既得利益者對於中國底層百姓的壓迫與工業發展對於環境的破壞，她的參考框架讓她只看到為求利益必須不擇手段。她看不到台灣的經濟發展成果主要被少數台灣政客與中國商人收割，她的理論預設只讓她覺得你沒有賺到錢是因為你沒本事又不支持統一。
很多人說，隨著中國逐步的經濟發展與政治開放，中國終有一天會走向民主法治，而且因為中國人的勤奮與聰明，中國式的民主會比西方的民主更有效率，中國的法治會比西方的法治讓社會更為安全，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對於這些預測，筆者個人完全樂觀其成。但是，筆者對於這些預測的基本懷疑就是，當「董大媽們」與中國的菁英對於歐洲文明的觀察理論假設，仍然是東亞傳統的民族主義與實用主義原則的時候，他們會發展出如何的民主與法治社會呢？說白話，如果人都是戴著有色眼鏡看這個世界，我們每個人看到的世界就不會一樣。眼鏡不換，腦袋不改，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詮釋就會不同，也會發展出不同的社會與政治制度。所以，我們也就不用驚訝「董大媽們」對東亞政治的看法與台灣老百姓差距這麼大了。
位於韓國慶州的瞻星台，建於七世紀，是東亞現存最古老的天文台，可用於觀察天象。
（圖片來源：wkikpedi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