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喜藏微波榭叢書

今天與成均館大學姜珉廷研究員及首爾大學博士生金슬기同學一起到首爾大學中央圖書館古文獻閱覽室找資料。

這次來看的是金正喜 (1786-1856) 的藏書。金正喜字元春，號秋史、阮堂，是朝鮮後期的經學家、書法家、金石家。上面那些學問我當然都不懂，我來看的是他收藏的算學與天文書籍。我研究的算學家南秉吉曾經為中國算學經典《九章算術》寫一本十九世紀的近代註解（真的是近代，因為有用到西洋數學的概念）。但是，我們不完全確定他看的是那個九章的版本。過去我參與過的臺灣與中國方面的研究，從數學內容比對，認為他看的是戴震親家孔繼涵刻的「微波榭本」。姜珉廷在博士論文研究時找到金正喜收藏的「微波榭本」。因為南秉吉的母舅與學問上的老師金逌根 (1785～1840，當然也是安東金氏)，以及南秉吉的兄長南秉哲，都與金正喜有書信往來，而南秉吉在金正喜死後，還協助編輯金正喜的書法集與文集。從南氏家族與金正喜的關係來推測，這次找到金正喜所藏「微波榭本」《九章算術》，應該是確認南秉吉根據「微波榭本」註解《九章算術》的有力證據。

這次有看到「微波榭叢書」與「戴氏遺書」。每一卷的首頁都有「秋史珍藏」的印章，最後都有「阮堂」的印章。叢書中還有很多紙條與夾頁，是由兩個不同筆跡的人所寫的數學註解，但是姜珉廷博士比對過南秉吉的書法，這兩位都不是南秉吉。

來首爾得到許多韓國學者的幫助，真是萬分感謝。

留守南公秉吉清德善政碑

我博士論文的主角南秉吉 (1820-1869)，是朝鮮王朝後期代表性的天文學家與算學家。南秉吉本貫宜寧南氏，為朝鮮開國功臣之後，而母親的家族更是顯赫，他的外祖父其實就是安東金氏之首金祖淳。安東金氏作為朝鮮國王的外戚，是十九世紀初葉至中葉朝鮮最有權力的家族。如果大家看朝鮮末期的韓劇，通常都會把安東金氏刻劃為大反派。

南秉吉在1863-1865年間任水原留守。水原各地有許多的「頌德碑」，用來紀念在水原文武官員的政績，目前這些頌德碑都集中在水原博物館。南秉吉的清德善政碑豎立於1865年。南秉吉在水原期間，哲宗早逝，高宗即位。此時高宗的父親興宣大院君掌政，很努力地要排除安東金氏的外戚勢力。在這樣的氛圍下，南秉吉還能在高宗二年轉任漢城府判尹，次年回到中央任禮曹判書，可見他在政治上也是有兩把刷子。南秉吉出仕後歷任三品以上中央與地方官員（三品以上就是可以在大殿直接與國王討論政事的等級），但是他終其一生沒有放棄對天文與算學的熱愛，到死前兩年還出版百科全書式的著作《算學正義》。來到這裡看到紀念他的石碑，也讓我跟我研究的古人有更多的連結。

李仙得墓

看墳墓好像已經變成我出國的定番。李仙得 (Charles Le Gendre, 1830-1899) 是法裔美國人，曾任美國駐廈門總領事。1867年「羅妹號事件」時，在美國「福爾摩沙遠征」失敗後，親身入台與排灣族談判，並在1869年代表美國與排灣族簽訂正式的條約。他是「番地無主論」的提倡者，在日本1874年出兵牡丹社之前，做為日本顧問。1890-1899年之間，他則在朝鮮作為高宗的個人顧問，死後葬於漢江旁的「楊花津外國人傳教士墓園」。

李仙得的一生，正好映證在大航海時代，臺灣也是清、日、美等大國競逐的場域。同時，他也是從十九世紀末起，臺灣與韓國百多年來千絲萬縷連結的其中一段故事。

數學是量化研究還是質性研究?

想一個無聊的問題：當你是別人的判斷標準時，這個標準能不能用來判斷自己？

前兩天聽到一個故事。南部某大學一位做倫理學的A老師，說他有一次開會遇到同校醫學系的某大老B教授，B教授說話很婉轉，但是他說他常常無法理解A老師這樣做「質性研究」的人在做什麼。A老師說，他其實從來沒有把自己看成做「質性研究」的人。「質性研究」的反面應該是「量化研究」，而這兩個詞我個人感覺常用於形容社會科學（法律、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社會科學的各分支的確有量化與質性的不同研究典範，雖然有時候不能用這樣的簡單二分法來區分。自然科學 (物理學、化學、生物學...) 與人文學科 (文學、歷史、哲學...) 很少會用質性或量化來形容。醫學研究在很多領域中因為會大量用到生物統計學，所以醫學研究裡面很多也是「量化研究」。我聽到這個故事時，我心裡其實想到的是，B大老的世界似乎把研究就二分為「質性」與「量化」，那他的標準什麼呢？我猜不是數學就是統計學。有用到數學或統計的就是「量化」，沒有用到的就是「質性」。所以醫學是「量化研究」，倫理學是「質性研究」。

所以問題來了。如果B大老的世界真的是這樣的二分法，那數學或統計學算「質性」還是「量化」？顯然B大老應該會認為都是量化研究。我數學雖然讀得不怎麼樣，好歹也跟數學很好的人混了二十年，但是從來沒有聽人用「量化研究」來形容數學。事實上，數學裡有很多領域，比如抽象代數或拓樸學，感覺起來很不「量化」，但這只是我的感覺而已。我只是想問，如果有用到數學是「量化研究」的標準，那數學算量化研究嗎？B大老心裡的標準應該不是「數學全體」，而可能是用到某些數學方法。我可以想像的是，他心中那些用以判準的數學方法如果被抓出來，我們應該可以找到數學某個分支是用不到那些數學方法（好啦！讓我作弊一下，高中以下的數學不算，不然加減乘除到處都用到，那所有人都量化了。B大老的標準一定是某些高等數學或統計方法）。所以，B大老會認為某些數學分支是質性研究，某些是量化研究嗎？

我又想到小時候聽過的一個例子。以前有個趙樹海主持的綜藝節目，其中一個遊戲的玩法是，主持人手上拿著答案，參賽者看不到。參賽者可以問主持人任何Yes/No的問題，主持人必須誠實回答，然後參賽者必須在時間內猜出那個東西是什麼。某次參賽者問那個東西是否在室內，主持人說這個問題他無法回答。為什麼呢？因為答案是「房子」。在房子裡面或外面就是判斷室內還是戶外的標準，但是「房子」本身算是存在於室內還是戶外呢？

如果你問我，數學是不是量化研究，我也會說，這個問題好像不太恰當，我無法回答。

大崩壞

一年多沒有寫誠品日曆的文章，今日復出。誠品書局每年以不同主題推出閱讀日曆，前年的主軸是歷史上的今天，對我來說是書寫部落格的謬思。去年的主軸不太適合我。今年主題似乎是文學。大致翻了一下，有幾天稍微可以做點聯想，就繼續來借題發揮。

今天（1月12日）的主題是隆納∙萊特寫的《失控的進步》。我沒有看過這本書，但從日曆上的引文來看，或許是一本文學與社會批判價值頗高的書。引文提到復活節島（我小時候都叫成復活島XD）的居民為求「進步」，把所有的樹都砍光利用，最後也造成文明的滅絕。這使我想到數年前讀過賈德∙戴蒙寫的《大崩壞》一書，裡面寫的也是許多古代與現代文明面臨困境最後滅絕或轉型成功的例子。我一直是賈德∙戴蒙的書迷，因為他從自然環境的條件與變遷來解釋人類社會的命運，非常有說服力。他最成功的書當然是《槍砲、病菌與鋼鐵》，這是我看過最好看的科普書（沒有之一，就是最好）。賈德∙戴蒙常會被社會學家批評過於信仰「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亦即人類文明的發展主要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而非人類社會本身的努力與聰明才智。我是覺得戴蒙沒有那麼環境決定論，只是他比較強調環境跟人類本身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一樣巨大。活在東亞國家的我們，習慣於傳統的歷史書寫，常認為領導者的才能與德性是社會發展好壞的決定性因素。戴蒙的書正好給我們另一個角度的思考，就是有時候是非戰之罪，人類可以很聰明或很努力，但是大環境（地形、動植物物種、氣候變遷等）的也會影響社會文化的發展（朝代更迭、國家強弱、科技發展等）。

《大崩壞》這本書裡講到一個文明崩壞可能有五種原因：人類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氣候變化、強鄰威脅、鄰近社會的支持變弱，以及社會面對問題的應變力。戴蒙舉出了數個面對困境失敗與成功的案例。成功的案例如江戶時代的日本，面對戰國時代大肆對環境破壞之後，幕府對森林的復育政策就是這個社會面對自然資源減少時的成功案例。失敗的個案，最有名的當然就是復活節島。

孤懸於東南太平洋的復活節島，從公元900年左右波里尼西亞人移居至此，就很類似一個遺世獨立的社會。這個社會建造了許多「摩埃」石像 (moai)，以及放置摩埃像的大型石造平台「阿胡」(ahu)。大家都在照片中看過這些雄偉的摩埃像，他們的重量可從數十噸到數百噸之譜。阿胡由石牆與碎石組成，重量可能上千噸。無怪乎有人幻想這是外星人的傑作。要建造這麼大的石像與基座，需要很多人力資源，所以島上必然曾經有眾多的人口與足夠的自然資源。石像大多在公元1000年到1600年之間建起，而且越後期越巨大，表示島上的十一至十二個部落競相打造最大的雕像，如同今日的土豪炫富。

打造石像需要從採石場運送巨石與碎石，需要成本的不只是很多工人要吃的糧食，同時也需要很又粗又長的繩索，才能讓五十至五百個人拖拉重達數十公噸的雕像，還要很多粗大的樹木做成木蹺、舟梯與橫桿。所以島上居民必須大量砍伐樹木。由於過渡濫墾樹木與捕捉鳥類，等到十八世紀歐洲人來到這個島嶼的時候，島上已經沒有任何一棵植物高於三公尺，也沒有本土禽鳥。小說家筆下的「最後一棵樹」，從考古證據來看可能是1500年左右倒下的。當整座森林消失之後，雕像的搬運與建造自然停止，居民也沒有什麼野生動物可以補食，沒有木柴可以生火取暖，土壤被雨水與風侵蝕，出現飢荒與人口遽減，人吃人的慘劇不斷發生。文明崩壞的厄運就來了。

今天的引文有一點可能說錯，那就是在森林消失之後，那些石像並不會「更受島民崇愛」，只因為「石雕令他們覺得自己並不孤獨」。戴蒙提出的場景可能更為合理，就是自然資源枯竭之後，用宏偉建築物所代表，那些酋長與祭司承諾給人民的豐收與富足一再落空，老百姓被迫用人肉果腹之時，社會秩序崩解，島民便親手把這些石像推倒。事實上，十八世紀歐洲人到復活節島上所見，大部分的石像都是傾倒的。

戴蒙與萊特都用復活節島當例子，因為現今的地球與復活節島很像。地球孤懸於太陽系中，沒有其他星球可以提供資源，而我們在努力「進步」的同時不斷破壞自然環境。那我們會不會步上復活節島文明的後塵呢？

NHK大河劇《花の乱》(1994) 觀後感

七月的時候把NHK大河劇《花の乱》看完了。

日文版維基說這是為了平安建都1200週年的紀念映象作品。用這樣的角度來欣賞劇中京都與室町幕府的風華，那就更為有趣。這是因為，全劇給我的感覺，除了平安京的夢幻，還有一種「人間即地獄」、「都城乃修羅場」的無力感。應仁之亂與經濟制度變革造成生靈塗炭，而且這些痛苦還是觀眾認同的主角們造成的。如此的主調，的確會造成收視率的低落。這樣的感覺來紀念平安京，NHK的想法真的很特別。不過，做為唯一室町時代中期的大河劇，它仍然很有價值。

最後，還是要佩服日本人對時代劇的考證。這不只是砸錢就做得出來的東西，還需要很多的學術研究，以及對細節的堅持。我在大河劇《北條時宗》一閃而逝的鏡頭中看到，忽必烈案頭的書本上有類似算學家李冶《測圓海鏡》中「圓城圖式」的圖案，大河劇《平清盛》裡面則看到籌算。本劇中主角日野富子，因為要塑造她愛財的形象，兩度讓她也使用算籌做計算，而且算板上有「實、從、廉、隅」這些文字，這些詞彙都是東亞古算中進行開方與解方程式時所使用的位置名稱。雖然當時的日本如何使用籌算，研究上看到的證據很少，但是那些畫面真的很讓我佩服日本人對各種細節的堅持，即使那些細節大概只有少數人會欣賞。

日本算籌放在如圖中帶格子的算板上使用

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ounting_board.jpg

誰在美化殖民者？當然是微調課綱的那群人！

看到教育部一連串荒腔走板的行徑，我真的很生氣。忍不住要出來寫一篇文章。

課綱微調問題很多，外行充內行是學界很不能接受的問題。但是在政治上，大家比較少討論專業，比較常談論統獨。統獨或許是信仰，沒有誰對誰錯。然而，很多贊成課綱微調的人，覺得課綱微調強調日本「殖民」台灣這件事情，沒有不對，而且反課綱微調的很多人想要美化日本殖民政權。

既然要談殖民，那我們就來談。我的看法是，教科書要有內在邏輯。要談「殖民」當然可以談，馬政府執政之後實行的98與101課綱都有談，但是你要對殖民這件事情有「統一」的觀點，不能只講日本殖民，不講荷蘭、不講清國、也不講國民黨的殖民。新課綱淡化荷蘭人對台灣原住民的殖民過程，而且對於清國與中華民國的殖民略而不談。「殖民」這件事情對被殖民地區的住民會有好處與壞處，你當然應該講日本殖民造成台灣人的痛苦，原來的課綱也有提到。但是，退一萬步說，就算你不認為中華民國是殖民，難道清國不是殖民嗎？台灣本來不是清國領土，後來被併入清國之後，很多漢人來台開墾，這不是殖民是什麼？殖民不見得是壞事，但這就是殖民。不能因為這是我們的祖先你就不承認殖民。歐洲裔的美洲居民，都會承認自己的祖先從歐洲殖民美洲，掠奪美洲原住民的土地，造成他們的痛苦。對於歷史，你要有反省，不能只反省別人的祖先，不反省自己的祖先。只強調日本侵略中國、殖民台灣，卻少談大航海時代各國在東亞地區的殖民作為，這樣的課綱顯然不適當。

誰在美化殖民者？當然是微調課綱的那群人！

1662年荷蘭人繪製地圖中的福爾摩沙

（圖片來源：wikipedia.org）

「負載理論的觀察」(theory-laden observations) 與白目的台商

近代的科學哲學，會挑戰傳統對於「觀察」的「客觀性」的想法。上個世紀如 Thomas Kuhn 等哲學家認為，觀察常常是「理論負載」(theory-laden) 的。筆者不是哲學家，但用我粗淺的理解來說，就是不同的觀察者會有不同的理論預設，所以對於觀察到的現象，會根據理論假設的不同而有不同詮釋。因此觀察不是全然客觀，而觀察也不能來證實或反證某些理論。舉例來說，眾人舉頭都可以觀察到星星、月亮、太陽，但是當你假設宇宙靜止的中心是在太陽還是在地球，你對於月球與行星的軌道描述就會很大的不同。

這樣的想法讓我聯想到「董大媽們」。董大媽這個人本身其實是不值一提的人。但是，她讓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人的腦袋，不見得會隨著環境有大的改變。就像上面科學哲學所討論到的，一個人看到的世界跟他的價值體系與參考框架有很大的關係。觀察者對現象的詮釋會受到他原有的理論框架影響。這跟董大媽們的關係是什麼呢？

網路上說董大媽有英國國籍，是在歐洲與中國做生意的台商，父親是來自中國，母親是台灣原住民。像董大媽這樣的「台灣人」有很多，見多識廣，有錢有勢有朋友，她的眼界比起我們一般台灣老百姓必然是寬得很多。她看到了歐洲的民主自由、社會公平，居住正義，族群關係。她也知道在中國做生意有多少潛規則要遵守。她更知道台灣的處境越發艱難。但是她的詮釋是什麼呢？就是台灣如果不接受中國的統一條件，台灣就會活不下去。中國如果不買台灣的農產品，台灣就活不下去。他認為在中國工作的台灣人與在台灣生活的中國大陸配偶，一定會投給支持統一的政治人物。為什麼她會這麼想呢？因為她觀察這個世界的基本參考框架，就是幾個民族主義與利益至上的原則，所以她在歐洲也看不到處理爭端應該用同理心與說理的方式，不見得要像中國跟美國一樣主要靠拳頭跟鈔票，她的理論框架讓她只看到歐洲人沒有中國人見縫插針與勤奮努力的個性。同樣地她在台灣也看不到台灣一般老百姓對失去原有生活方式的恐懼，她的理論假設讓她看到有錢最重要，而且賺錢要像她那樣賺才對。她在中國看不到既得利益者對於中國底層百姓的壓迫與工業發展對於環境的破壞，她的參考框架讓她只看到為求利益必須不擇手段。她看不到台灣的經濟發展成果主要被少數台灣政客與中國商人收割，她的理論預設只讓她覺得你沒有賺到錢是因為你沒本事又不支持統一。 

很多人說，隨著中國逐步的經濟發展與政治開放，中國終有一天會走向民主法治，而且因為中國人的勤奮與聰明，中國式的民主會比西方的民主更有效率，中國的法治會比西方的法治讓社會更為安全，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對於這些預測，筆者個人完全樂觀其成。但是，筆者對於這些預測的基本懷疑就是，當「董大媽們」與中國的菁英對於歐洲文明的觀察理論假設，仍然是東亞傳統的民族主義與實用主義原則的時候，他們會發展出如何的民主與法治社會呢？說白話，如果人都是戴著有色眼鏡看這個世界，我們每個人看到的世界就不會一樣。眼鏡不換，腦袋不改，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詮釋就會不同，也會發展出不同的社會與政治制度。所以，我們也就不用驚訝「董大媽們」對東亞政治的看法與台灣老百姓差距這麼大了。

位於韓國慶州的瞻星台，建於七世紀，是東亞現存最古老的天文台，可用於觀察天象。

（圖片來源：wkikpedia.org）